考上公务员，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内卷 幼师考上公务员后怎么给你安排工作呢知乎全文

考上公务员，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内卷

职业的“铁饭碗”，并不意味着人生的铁饭碗。

撰文|左璐

《看天下》杂志原创出品

走上考公路，每个人的原因各有不同；但决定成为公务员，往往以寻求“稳定”为故事的开头。

进入体制内四年，芊芊的工作与生活如她当初预料的那样，没有波澜。她所在的财务科室，只在每月结算工资时忙碌，五点下班，平时都算清闲。每周一到周五，芊芊上午去科室报到，都不用卡点。

芊芊生活在南方一座四线小城，也是她从小生长的地方。大学毕业后，她在家乡、重庆、上海等地辗转，尝试过十多个工作，依旧感到漂泊。到了二十七岁，身边的同龄人，要么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了小小成绩，要么结婚生子走上社会主流的人生轨道，芊芊有些焦灼。

2017年，在父母劝说下，她决定回家，参加公务员考试。在父母眼里，公务员依旧是一份“无论如何也不会饿死”的“铁饭碗”。

小栗毕业那年，按照计划通过孔子学院选拔，准备出国。从小生长在经商环境中，小栗的家庭里没有公务员，这一选项从不在她的考虑中。

恰好此时，父母身边一位朋友去世，身在美国的孩子没能及时赶回，父子错失了最后一面。这件事让小栗父母触动很大，“曾经羡慕别家孩子事业有成，突然发现现实也没那么好”，小栗爸妈对她说。去世前，这位伯伯常以孩子为傲，一家人的生活看似无忧，是朋友圈中让人羡慕的一家。

旁观了这场遭遇，一种对未知生活的美好滤镜被打碎了，父母希望小栗留在家乡或是国内，找一份稳定、离家近的工作。小栗报考了公务员，得知通过那天，小栗父亲喜极而泣，这是小栗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第二次是在她随后的婚礼上。“当时我才发现，父母老了”，小栗说。

2021年11月8日，兰州市城关区铁路西村街道和政西街社区的干部，迎接隔离结束的居民回家。（@视觉中国图）

疫情发生后，这样的“稳定”显得更加诱人。陈星已经工作了两年，依靠单位补贴，他在上海核心商区以低于市场一千五的价格租了一个小套间。每年有十天休假，如果不休，可以按照工龄收到相应补贴。

疫情后，他的想法有了些许转变，“其实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陈星说，特别对一个刚入社会，没有任何资源与背景的年轻人来说，基本的生存需要起码得到了保证。

因为“安稳”，公务员系统成为经济下行背景下，众多毕业生的选择。麦可思研究院《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国考”总报名人数突破200万，较2018年的增幅为28%，本科毕业生脱产备考公务员的比例较2017年翻了一番。

体制内的工作，薪酬体系公开透明，社会地位稳定，还有规范实行的带薪假期，与和谐的同事关系。但这毕竟是一个容纳了七百多万人口的系统，因为地区、职能、职务、职级的不同，面临的情况不尽相同。

这些人的人生故事，以“稳定”作为了开始。接下来呢，他们在体制内这个工作系统里，又会遭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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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门干部”

《人民的名义》剧照

刘凡本科毕业于北京一所“双一流”高校，同学中有人出国深造，就业去向集中在企业。朋友圈中，他们出入高档写字楼，生活光鲜亮丽。工作四年，刘凡一直租住在一栋老小区内，和房东一家三口同住。当时房租每月1200元，不算贵，也花掉了试用期三分之一的工资。

在公务员系统中，像陈星和小栗这样的公务员，通常被称作“三门干部”，意思是走出家门、进了校门，最后坐在“衙门”。基层的“衙门”是多数“三门干部”的第一站。

刘凡最初所在“衙门”是北京的街道办，办公室就在社区旁的一间小平房里，一个大开间，四张办公桌，日常工作都在这里完成。虽然本职在司法领域，但基层的工作仍是琐碎的：马桶堵了要通，周末扫大街，冬天清晨铲雪。人手不够了，随时替补。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一般设有党政综合办、经发办、城建办、社会办、综治办等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工作十分琐碎和复杂，“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是对基层工作最普遍的形容。

对刚刚考入公务员系统的年轻人而言，大部分也会进入基层。此前，人社部曾披露，基层公务员数量占据总量的60%左右。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资源向乡镇（街道）倾斜。

入职不久，刘凡被安排在春节值晚班，街道的书记和主任也在场。一个电话打来，居委会报告社区内出现一处火情。等对方讲完，刘凡应声一句“我知道了”，挂断了电话。坐在对面的书记见状，开口说道，“遇到这样的情况，要详细询问情况，比如火势多大，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报火警，办公室才能根据情况行动”，刘凡边听边点头，如同学生时期听老师讲一道题，默默记下要点。

几分钟后，刘凡才意识到，眼前需要的是解决问题，他立即回拨了电话。他说，经历过几次这样的手足无措，自己才慢慢脱离学生思维，学会如何解决问题。

《人民的名义》剧照

在体制内工作与企业有着明显不同。在企业，对员工的专业性要求更高；而在体制内，对能力的要求则更为复杂。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长期在县域阶层调研，并写就《县乡中国》一书。在他看来，尤其是在基层，对年轻人的工作能力要求有业务能力、写材料能力、群众工作和群众动员能力、综合协调能力、政治领导能力、全局掌控能力等。

因此，乡镇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要更大，当然，也更具挑战性。陈露大学毕业便考上了公务员，第一个任务，陈露被分到了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站，负责监督企业一线生产车间，排查安全隐患。当时，陈露和另一位刚毕业的同事都只有一份工伤保险傍身。

有一次，执行违建拆除，陈露五点起床。几天前，工作人员与房主和租户们谈妥了条件，就等待动工。这天天还没亮，推土机和施工人员已经就位。现场只剩一户人家，拉着卷闸门，室内的高低床上躺着一名男性。陈露和同事们走近，语气平常，催促他起床。突然，男子从枕头下抽出一把水果刀，试图威胁他们，刀停在距离陈露脖子不远的地方。“想不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陈露说。

当时，乡镇政府的人才交替正是青黄不接，陈露被安排到党委办公室，参与全镇的管理事宜。最忙时，防汛、安全生产、党建多个任务同时下达。陈露没时间回宿舍，她把床支在办公室，一睁眼便坐在办公桌前，工作到晚上十点。因为长期伏案工作，乡镇工作四年间，陈露体重涨了30斤，最初将她从党组织部接来的大姐，四年后再相见，没有认出她。

到基层的年轻人，频繁地更替，留下的很少。待的年月久了，彭以君工作的新鲜感也慢慢消散，变成日复一日的重复与应付。每年年底，基层政府要面临多个部门的考核检查。办公室有一堆供随时更换的门牌，墙上的规章制度一天换一茬。

这是很多年轻人考公之前不曾想过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基层公务员的资源倾斜，包括一直以来，也在强调培养年轻干部。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推荐和任用，“是党委书记的第一责任和终身责任”，杨华介绍道。

但另一方面，在任何职场系统中，能够得到晋升都是相对的少数。要获得更进一步的机会，在公务员系统里，竞争压力也很大。

晋升之路

彭以君毕业后，在基层政府待了三年。到后来，感觉一切都已经很熟悉了，工作也开始松懈。

“工作干得差不多了，基层情况了解得也比较透了，”彭以君说，“以前有个词叫职业倦怠，基层工作也有。”

通常，一个基层乡镇政府有一百多人，除了部分劳务外包人员，其他的均为普通科员，而往上走的副科、正科职务岗位仅七八个，“要晋升如同跨越一个断崖”，彭以君说，很多人在基层干一辈子还是副科级。

对基层公务员而言，除了按部就班的升迁外，还有公开遴选。2015年之前，还可以通过中央机关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进入到中直机关工作。

彭以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最终从基层来到了北京。

“你想走遴选这条路，有一些地方的领导可能会不太高兴。”彭以君说，毕竟是要从原单位离开，单位领导难免会不想放人，尤其是遇到人才。这时候就要和领导好好沟通，免得最终不愉快。

《你好检察官》剧照

除此之外，为了改变基层公务员晋升难的情况，深化公务员分类改革，中共中央开始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规定》。根据新规，公务员即便没有获得职务提拔，个人仍可通过职级提拔，获得薪酬和待遇上的提升。“现在更像一个一个的台阶，可以逐级往上走。”彭以君说。

根据《公务员法》，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和定期考核等方式。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4个等次。在具体实施中，各系统情况不同。

陈星介绍说，一般来说，只要工作中不存在违规违纪的事，都能评为“称职”。在他工作的三年里，从没见过“称职”以下的评级。但“优秀”的名额有限，通常按照各单位人数进行比例分配。每一年，根据业绩进行调整，表现优异的单位会增加“优秀”的名额，予以奖励，反则进行缩减。

入职后，陈星被安排到办公室给领导写材料，他很不适应。领导总是不苟言笑，文件措辞使用不恰当，便对陈星一顿大骂。因为岗位特殊，陈星与单位签订的协议规定，五年内不能离岗，否则需支付违约金。那段时间，他心理压力很大，短短几个月，鬓角就冒出了几根白发。

“公文最不需要的就是标新立异”，陈星说，严谨放在第一位，且不能出现模棱两可的意思。为了达到要求，陈星时常陷入一种过度“咬文嚼字”的情况。比如“自己”与“自身”，几乎同义，他常常拿不定主意。只有在一份材料写完，被上级单位录用或是表扬时，他才能感受到工作的价值。

半年后，陈星工作逐渐上手，领导对他的态度逐渐缓和，不再像初识那样粗口大骂，陈星觉得，也许是“对他更信任了”。但这种两人间的熟稔，他难以描述，“介于上下级与父子关系之间吧”。

一般来说，公务员系统里，领导干部是否对下属关注或有意培养，也有迹可循。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华长期与县域政府打交道后，总结出了四个层面：一是要看领导会不会找你个别谈心或者指导。他就曾遇到一位基层领导，经常手把手指导一个下属写材料，因为他认为“会写材料是晋升的捷径”。

此外，领导干部也会经常把一些难以分下去、重要的或者保密性质较强的事情，交给培养对象去做；也会通过集体座谈，对培养中的年轻公务员进行动员、打气；还会把一些年轻人安排到关键岗位或者复杂的事务中去锻炼。

在杨华看来，虽然基层公务员在培养、升迁中，“背景”“关系”的因素仍然不可避免，但整体而言，已经逐渐形成了“以能力和态度为唯一导向的原则，形成了‘努力就会有机会’的新认识”。

只不过，体制内的系统，要更复杂，考验、限制也更多。能经受住考验，也就能等来机会。“但这也是个很慢的过程”，许桦说。经受不住，可能会在众多琐碎工作和压力下，逐渐磨去了积极性，开始躺平。

人生没有铁饭碗

至今，许桦已经在北京基层待了十年，慢慢体会到维持“稳定”生活所要付出的代价。

在宣传口工作的时候，许桦曾提议开通一个微博账号，与群众有更直接的交流。提出这一想法时，领导没等她说完，便直接否决，“去年做什么工作，今年接着做，不要搞出太多的事情”，领导说，多做事就是给自己找事儿。

被借调至其他单位时，许桦参与推进一个新项目。疫情期间，线下宣传难以进行，同事提议来一场线上直播。起初设想，大家在直播间与网友聊天互动，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一方案并不现实。聊的内容一字一句都要经过审核，许桦说，“犯错成本很高”。最终，活动以录播的形式在直播平台上播出，和以前录播一样，效果平平。“把交到手里的活干完就行”，她说。

《你好检察官》剧照

年轻时寻求的稳定，或许到以后会成为一道坎。许桦参加了多次遴选考试，都落选了。身边的同事都比许桦大，承受着“上有老，下有小”的重担，日子过得紧巴。有人想离开体制，向外寻求更好的机会，但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也逐渐失去了竞争力。身在其中，许桦仿佛可以预见到自己未来三十年的生活境况。虽然想试着“躺平”，许桦还是有些忧虑，也不那么甘心。

这几年，陈星单位招进的应届毕业生学历逐年走高，国内顶级高校的硕士和博士不在少数。“有些老同事会觉得大材小用，其实是大家开始来体制内卷了。”他说。

这意味着，公务员系统内的职业竞争、晋升竞争变得更大了。对各级政府而言，有竞争是好事，意味着可以选拔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但对个体来说，则意味着原本就比较难的升迁通道，变得更窄了。

《人民的名义》剧照

职业的“铁饭碗”，并不意味着人生的铁饭碗，刘凡的同事中，名校毕业、起点高的人不在少数，但有人很快选择了躺平。“躺平后，失去的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刘凡说，离开了个人，系统和体制照样运转。

刘凡是那个没有选择躺平的人。与他相似的，还有彭以君和陈露。几年基层工作后，他们都通过遴选等方式，到了中央机关单位。

为了上下班便利，陈露在北京二环内租了个单间，花去工资的三分之二。现在的工作不再像基层那样繁忙，陈露觉得也失去了一些挑战性，“这并不是门槛很高的工作，大部分的工作内容，都能在党规党纪中找到依据。”她说。

有次工作上遇到突发紧急任务，周围同事都手忙脚乱，她依旧镇定自若，手上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同事问她，心态怎能如此之稳，她才想起几年前在基层，执行违建拆除时，伸到她面前的那把刀。

工作七八年，彭以君的工资每月还未过万，一家三口住在北京南城的一户老房里，阳台裸露着最原始的红砖。有次疫情爆发，在家办公，开视频会议时，同事们好奇地问道，“你住的是毛坯房吗？”他笑了笑，没有回答。彭以君觉得自己还算幸运，家里两位姐姐承担了大部分赡养老人的义务。

考公务员，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关键看你要的是什么，以及是否想清楚了自己的选择。有很多人，被家人劝告，被社会观念裹挟，走上了这条路。在此之前，他们对这个系统一无所知。直到进入其中，才感到迷茫，不知所措，后来，在重压以及琐碎的工作中，逐渐躺平。

但也有一些人，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得相对明确，或者，总是在积极地寻找机会，不断调整自己的人生选择。

刘凡离开基层时，领导也不想放他走。他还记得，当时街道的书记说，如果他愿意留下来，自己会重点培养他，逐渐提拔为团委书记。刘凡一度很心动，但考虑之后，还是没有留下来。“万一中途书记被调走，这些承诺大概率会落空。”刘凡说，工作和人生一样，要学会多条腿走路，然后等待机会，抓住它。（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所涉公务员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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