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今天的青少年为什么要学历史? 幼师为什么要学历史
深度解读：今天的青少年为什么要学历史?
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的初中历史教材，开始在全国统一使用。
这套书由中国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原会长、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齐世荣担任总主编。
2019年秋季学期
高中历史统编教材率先在北京、上海、天津等6个省市投入使用。
总主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张海鹏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蓝担任。
教材内容依据历史发展的时空顺序，循序渐进地展开，使学生既能够了解到具体史事，又能够清楚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从而达到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徐蓝
普通高中历史统编教材总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五个核心素养。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还有历史解释。考试考什么，考的是历史解释。然后第五个是家国情怀。五个素养共同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02
知来路，方能明去路
五千年文明史是中国人骨气和底气的精神之源，也是中华民族的智慧之泉。翻开历史统编教材，多元一体、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清晰地展现在学生面前。
（图：良渚遗址写入历史统编教材）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遗址，写进了历史统编教材。
叶小兵
初中历史统编教材执行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良渚它的时间断线是5300年到4300年，把它写到教材中，能够给学生提供很多直观的、鲜活的例证，也能让学生认识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不是虚谈，而是有实证的。
在历史统编教材中，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了中国考古百年的灿烂成果。
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数量众多的文物和遗迹，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未来。
王巍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祖先，了解我们的中华文明，了解中华民族是怎么一步步产生发展走到今天，更加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和中国的悠久历史，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的意义非常重大。
历史教育作为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阵地，历史统编教材以史实为依托，讲述历史上各民族对祖国发展的贡献和对疆域的有效管辖，使学生增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意识，增强中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形成正确的历史观、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
马敏
国家教材委委员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教材一开始就强调要贯彻国家的安全意识、主权意识、领土意识，还有边疆问题、民族问题这些很重要的主题要在教材中明确梳理。学生们通过学习这些，能够增强自己的主权意识和国家的安全意识。
03
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
学习中国近代史，关键是要了解近代中国因落后而挨打的苦难经历及惨痛教训，了解近代以来各派政治力量曾尝试过以不同的方式挽救民族于危亡，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漫漫长夜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像一缕曙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
张海鹏
普通高中历史统编教材总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历史教材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未来培养具有正确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各方面事业接班人来服务的。
学生们学习了历史，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后，会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马克思主义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社会主义道路能够改变中国的面貌。
从远古到今天，从中国到外国，历史统编教材记录着历史变迁的轨迹；学习历史不只是为了记住一个个时间节点和历史事件，更是要形成正确的历史观，洞悉历史规律，把握历史大势，抓住历史机遇，跟上时代潮流。
郑富芝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
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学历史，关键是要解决史观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对一些问题到底怎么看，要有历史的眼光。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通过学习历史，广大学生把自身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把自己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增强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心中牢牢扎根，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排版：高磊审核：李敏慧
来源：“CCTV国家记忆”微信公众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这三个原因让人警醒
然而，这些因素只能构成事件爆发的可能条件，而没有解释事件为何爆发，只有这些因素的话，事件并非不可避免。因为还需要更为直接的原因。
历史学家提到了两点，一方面是1966年高等教育改革之后大学中气氛相当紧张，迫在眉睫的难题是组织六月份的考试，以及宣布1968年入学考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大学当局对于学生抗议时的表现。可以说这是点燃炸药的火星。
为了解释历史，历史学就这样来确定诸种原因和条件，并将之分出等级，或者说掂量它们的分量。
衡量原因是历史学家这份职业中的日常工作，如果做更细致的考察，我们会发现，衡量原因常常依据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行动者在情境中能有多大的自主。一个极端是潮流浩浩荡荡，外在因素众多，行动者无能为力，只能承受而无从改变；另一个极端是直接取决于行动者的介入。
一方面是约束，另一方面是自决。在两端之间，是一个连续体，在这里，个体行动者组成集合体，他们的介入是一种复杂的终结，可能会无果，会迟滞，也可能会反而事与愿违。
历史学显然不能将解释只建立在难以抗拒的潮流或是只建立在行动者的介入之上；它必须二者兼顾并尽可能地弄清楚它们是怎样交错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它要构建一个世界，在这里，责任受到约束，没有命中注定，也从来没有完全的自由。
塑造个人
除了衡量原因之外，历史学还塑造个人。
历史学是民族认同的熔炉。通过民族传奇、法国国王的传说、革命和帝国的史诗，历史学成为团结的要素。同时它也有批评职能。知识就是武器，历史学解释民族如何形成，由此给公民提供一些途径，让他们形成自己关于当时政治和社会演变的观点。例如，它给法国人提供了要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采取某种独立的、有强烈动机的立场所必需的思维工具。
历史学家夏尔•瑟诺博司曾说，历史学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参与社会生活”，接受必然的变动，并有秩序地为这变动做出贡献。为此，就必须让学生理解自己将在其中生活的社会。这正是历史教学的独特意义，历史学也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有能力来造就公民。
不过，历史学远不止是一座培养公民责任感的学校。它还塑造了做历史学的历史学家。米什莱在《法国史》的序言中曾说：
“时间流逝，历史做出了历史学家，远甚于它被历史学家所做。我的著作创造了我。我才是它的作品。是儿子创造了父亲……如果我们相像，那很好。它来自于我的特征在很大程度深是我欠它的，是我从它那里得来的。”
每当历史学家着手研究一个新主题时，他都为此必须以第一人称重新思考。他必须设身处地，重新经历他研究的那些人们所生活过、感受过和思考过的。历史学家重建人们过去的生活方式、住所、服饰、饮食、劳作、所用物品和所交换的东西；他重建他们的思想世界、对世界的观感，他们的欲求、渴望、宗教信仰等等。
这种出奇丰富的体验激发、培育了多种态度。要有这种体验，就要去想象，要怀有好奇的和殷切的同情心，可以说，是要虚己以待，让自己受对象本身的指引。
然而，历史学家不是小说家，他不听任自己的想象力为所欲为。光对他所研究的情境中的人做一番想象还不够，他还必须核查他的想象是否准确，要在文献资料中找到痕迹、迹象和证据来确证他的说法。
历史学是想象，历史学也是通过博学研究来对想象所做的控制。它既是同情，也是警戒。
历史学家就这样在其他境遇中经历其他生命的体验，由此他最终发现自己是何人。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再次引用柯林武德：
“重新想他人之所想，他自己也就思想了他人的思想；知道了他人思想过的那一思想，他因此知道自己能够思想那一思想；发现自己能做什么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通过重新思想而懂得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的思想，那么他必定是具有多种类型特征的人，他实际上就是他所了解的那些历史的缩影。因此，他的自知同时也就是对人类事务的认知。”
然而，历史学家也由此发现原来自己可以做这么多不同的人，而同时自己还是自己。这是种矛盾的体验。这种体验使我们可以知道，人对具体历史境遇的依赖有多么大：认知存在于某个特定社会中的某个给定时间的此处或彼处。
哲学家很久以来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人，世间的存在。我想加一句：人，时间的存在。历史学使历史学家回到了人类境遇的历史性和他自己的历史性。
构建人性
历史学让我们理解了生活中的各类难题，因为生活就是一直经受着各种难题。这是历史学教给我们的，它向我们表明，从来都没有哪个人或者哪个社会是不碰到难题的。人们说“幸福的人没有历史”，有时就是这个意思。
历史学让人明白，在这些难题上交错着我们无可奈何的制约，与我们必须承担的责任、做出的选择。它使我们免于被当前的生活所吞没，这是因为，通过理解当前的生活，我们对之做出了解释，这样，以一定的方式，我们仍是它的主人。
从这个观点看，历史学不仅仅是公民教育，它是在每个人那里永无止境的构建人性。
诚然，我们对一切反思性的学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或许还有文学）都可以如是说。然而历史学比它们的方法还是要多一些东西：它是动态、运动和演变的。
因为人是历史的存在，因为他的历史性是他这人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不做历史学工作，他就无法构建自己。人们经常说，只要还有人，就还有历史，这句话要表达的意思是，历史的终结不过是个神话。然而这句老话应该倒过来说：只要还有历史，就还有人。
历史学是对存在于每个人，永远必不可少；这项工作不断在新的基础上重来、从新的问题出发。处于社会之中的人是一种既脆弱易感，又能感染他人的实在，如果没有历史学这项工作，他就会被野蛮给盯上。而这野蛮是一直都可能出现，不会彻底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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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子水黄泓
本文观点资料来自
《历史学十二讲》
《历史学十二讲》
作者：（法）安托万•普罗斯特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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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们为什么要学文学、历史和哲学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
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分子，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
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
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
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
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光
让人学会发问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后，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彷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后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后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于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时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
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于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着走出迷宫。
历史：沙漠玫瑰的开放
使人的眼界升级
我把史学放在最后。历史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玫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干草，枯萎的、干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
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干掉，枯干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后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干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
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
第三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干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
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三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地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于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于任何东西、现象、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
对于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后，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
四十岁之后，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于：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坐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坐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后，对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后，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后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后又是一回事。
然后你也相信过“中国两千年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
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后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后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
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后，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这些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
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某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化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后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侍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后，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韩非子的《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后，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
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
“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后，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后，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于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
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从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本文为1999年龙应台在台湾大学法学院的演讲
摘自《读者》200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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