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太纠结了，读什么专业都不会暴富的 幼师是读什么专业的
别太纠结了，读什么专业都不会暴富的
每年一到高考季，考生要报专业的时候，就有一些话题反复出现，比如“新闻专业到底能不能报”。这个话题大概十几年前就已经有人讨论。
但是今年换了一种形式，今年是某位在网上讲解高考志愿填报的做咨询的老师，用了一个比较激烈的方式来阻止考生填报新闻专业。当然，他的表现本身有一定的夸张和戏剧性，而且他也只是一位咨询老师，是给大家建议，并不能实际上左右大家的报考意愿。
但这样的话题在今年又引发了很多的讨论，一些新闻传播专业的老师，包括新闻从业者，还有很多家长都参与了进来。每个人都带来自己的立场，所以话题承载了许多对于高等教育的思考、目前大学生就业问题，甚至阶层分化、当下教育所扮演的角色等等议题。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问题扩展到整个社会的一种文化、一个趋势，因为这个问题可能在二三十年前很难成为被讨论的热点，那时大家都可以找到工作，有不错的出路。但如今，每个人都可能被时代的列车甩到一边，所以大家总希望能抓住点什么，不要错过那些看起来很诱人的选择。
关于新闻专业能不能学的问题，背后反映出整个社会中，大家对很多问题的基本分歧。我们可以跳出来看一看，问题背后究竟反映了哪些社会心态？每一个参与讨论的人，他们的前提假设到底是什么？他们和今天的社会有什么关系？
来源| 《生活在媒介：传播学100讲》
讲述|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1.
新闻专业到底是什么？
首先，我们把问题再聚焦一下，中国大学里的新闻专业到底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常见的误会，从报志愿的角度来看，新闻学是狭义的新闻报道，但其实在大学里，新闻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可能经常和传播学放在一起。有的大学也会囊括其他相关专业，如广播电视新闻、广告、新媒体等。
第二个是中国新闻专业的历史传统，这里就涉及到新闻专业能不能学，或者说值不值得学的问题。
有些人提到，非新闻专业出身的人从事新闻业反而能获得更高的成就，如今的一些名记者都不是新闻专业出身的，所以新闻专业没必要读。这样的看法，实际上忽略了新闻专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往前追溯一下。
在中国，新闻专业的建立主要学习了美国的密苏里模式。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是比较早建立新闻专业的高校，它在美国的中西部，并不在常春藤学校聚集的美国东部，所以它可以开设一些看上去不那么精英，不那么人文的学科，转而开设一些类似职业培训的专业。
大家或许听说过一个段子：普利策要给哈佛大学捐钱，说要建一个新闻专业。哈佛大学校长、校董事经过了一番讨论，觉得我们的大学都得去教那些有学术性的、培养人文精神的、高大上的学科，而新闻更多是职业培训，所以哈佛大学就拒绝了普利策的这笔捐款。
这个专业后来设立在哥伦比亚大学，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起了美国新闻教育的一种模式，所谓的“职业教育”模式，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经验，进去后给一年的时间修硕士课程，在这一年里密集地学习新闻写作、新闻报道课程。他们认为新闻职业培训一年就足够了，只要有一定的基础，都能在一年内完成培训。
密苏里大学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认为培养一个记者，不光是职业培训，还涉及到一个人的全面素质。一个好记者不是光会写报道，还应该具备各种知识背景，还要有非常扎实的人文素养。所以他们觉得要用四年的时间，一个完整的本科教育来塑造一个合格的记者。这是两种培养理念。
因为一些偶然的原因，密苏里大学的这套经验进入中国，影响非常大。比如燕京大学采取的就是密苏里模式，校方请了很多密苏里的老师来担任教师、系主任。
燕京大学停办了后，它的新闻学系就被并入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下。后来，在五十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北大中文系下面的新闻教师、学生，还有档案、图书资料全部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所以人大的新闻系其实有好几支力量，其中一支就是燕京大学的密苏里模式的新闻教育。
作为样板，谈到新闻专业，五十年代的中国主要有两家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复旦大学主要采用圣约翰的模式，跟中国人民大学的差不多。因为一些特殊原因，中国的新闻教育模式走了美国的密苏里模式，没有走哥伦比亚大学模式。
这种方式在全世界范围内看，也算较特殊。比如近邻日本，严格来讲好多大学里是没有新闻专业的，甚至连传播专业也没有。因为在他们的新闻机构看来，高校培养可能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采取职业培训，就是交给新闻单位自己来培训记者或新闻从业者。
好多欧洲的正规大学里也没有新闻专业，甚至传播专业也不是特别普遍。很多是作为媒介研究，可能放在历史哲学或者艺术系里。所以欧洲的新闻教育，亦是把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培训来看。
2.
如何看待“新闻专业很难找到对口工作”？
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很多志愿咨询专家谈到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目前的新闻专业就业很不理想，很难找到对口的专业。这个问题需要两面分析。
首先，从新闻教育来看，近些年扩张得非常迅速。八十年代的中国可能只有几十个新闻院系，但从前几年的数据来看，如今我国已有1000多个新闻教学点，专门设立了新闻学的院校也有几百家。
那么学新闻的学生多了，传统新闻业又在萎缩，必然会出现大量新闻学子无法在传统新闻机构就业，这是否意味着学新闻就一定没有前途？其实未必。
虽然传统新闻媒体可能会遇到困难，但新闻本身是社会的必需品，只是目前处于转型期，新闻的商业模式遇到了较大的挑战。这不意味着它永远找不到一个好的模式。
今天很多人能感受到网络信息的杂乱，当某件事发生时，只有自媒体的七嘴八舌，却没有专业新闻媒体的介入，我们难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传统媒体衰落、新闻缺失带来的问题，而这一危机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会有必须要解决的时刻。
当然，新闻业的衰落还有很多外部的原因，有技术原因也有政策原因，但每种原因都是阶段性的，或许未来会发生改变，这个行业又会迎来新的机会。毕竟未来谁都很难预测。
很多学新闻的人最后没有办法干新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失业了。今天的新闻或是整个信息产业都变大了，比如互联网、数字平台，这些新媒体带来了新的企业和组织，他们需要不断跟公众沟通。
由于各种企业和机构都开始注重公共形象，所以公关、宣传、营销等行业都在不断扩张，这也是就业机会。新闻学子未必会进入传统新闻业，但可以进入更广义的传播产业。传播在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重要，需求量也会变大。
任何一个行业都有起伏，会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因此学不学新闻不用考虑得太复杂，因为任何行业都会经历自己历史性的调整。
今天很难预言十年、二十年后会是什么样。像九十年代末、千禧年前后，那时的新闻机构和传媒产业兴盛发达，从业者不仅收入高，社会地位也很高。但那个时代有谁又能准确预想到，今天的新闻会经历这样的寒冬？
我们今天要凭着当下的信息来预言未来几十年的工作状况，是很难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的。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当下的一些短暂的变化。
还有一些人谈论该不该读新闻专业时，其实在谴责新闻教育与实践脱节。
教育和实践脱节的问题不仅仅出现在新闻和传播专业，任何专业都会存在。当然，我们要反思的问题有很多。比如一些特殊的招聘体制，导致很多教新闻传播的人可能并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该如何加强教师和业界的合作，是新闻教育界该思考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有一个前提，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工作后不能立刻上手是正常的。高校再强大，都难以复制一个今天的互联网平台，也没办法复制真实的记者。在实际采访中面临的问题，只能模拟。所以我们很难要求毕业生一出来就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3.
“学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干到底”
还有一点也值得探讨，就是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就业的问题。
关于选专业，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学这个专业能不能有一个好的就业前景？”而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学什么你未来就干什么，一旦进入一个行业，你可以一直干到老。这恐怕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思维，像中世纪里手工行业的子承父业。
这让我们去反思，高等教育，包括新闻和传播教育，它和新闻传播职业教育到底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是不是一定要保证有一个好的就业，或者学了某个专业就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内就业？这可能都是大家要反思的。
高等教育本身有职业教育的一面，但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超越了职业培训的境界。高等教育实际上应该让人突破自己生长环境的局限，让我们能够从原生家庭、原来的地域文化环境中走出来，开拓自己的眼界，接触之前和出了学校后都不可能接触到的知识和观点，去反思和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潜力，通过各种试错去找到自己的热爱和特长。
今天很多报专业的思维，都在考虑未来几十年要做的事。我们反过来想，如果在高中毕业时就定下将来要做什么，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失去了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同样，也失去了读大学的意义。因为在大学中，我们会接触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机会，向偶然性敞开，找到原本难以想象的兴趣点。
就像在马车时代，人们不会想着要发明汽车，只是希望马车不断改进。一些家长可能忽略了高等教育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去打破一些固有的东西。在大学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兴趣爱好，其实是件好事。如果我们早早地给未来设计好固定的路线，可能会有些许“乏味”。
在高考专业咨询中，学生的声音很容易被忽略。很多家长会认为小孩什么都不懂，无视孩子的热情和意愿。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个过于功利主义的、过于追求确定性的社会心态。
咨询师经常对想选文科的学生说，“学完之后能不能考公考编——这才是文科的最理想的归宿”。还有很多人认为中文是最好的，尽管好像没什么用处，但很多公务员就是要招中文专业毕业的。这些说法的背后有一些自相矛盾的逻辑。
比如，不可能说“学中文就是为了未来做文秘、做公务员”，万一考不上呢？这是否会怀疑学中文的目的？这个思维依然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考试选拔文化中考虑问题——人生就是无限的考试，考试是不是对下一门考试有帮助？它忽略掉人生除了专业，除了工作以外，还有很广阔的天地。
我们可以试着推到极端，如果教育不能带来一个稳定的工作，甚至某一天可能上大学也未必保证你能找到工作，那是不是就不要上大学了？是不是就不要接受教育了？
这样的论调，在七十年代就有了。我们要把教育和功利的目的区分开，不能完全绑定在功利主义的马车上，否则就会走向读书无用论。读书无用论、反智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潜流，在各个时代都会出现。
但就像刚才讲的，读书是为了什么？受教育是为了什么？不是仅仅为了工作，而是为了让个人有所提升。一旦境界提升了后，就会看到过去讨论的那些问题其实都不成问题，你可以思路更宽广，跳出那个的简单循环。
4.
普通人也追求“稳定压倒一切”？
从这样的讨论中，我们还能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趋势，就是讲求稳定。
这个社会从上到下都在走向保守主义，走向一种不要犯错、不要冒险，找一个最稳定的解决方案。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都意味着失去活力。
前段时间有一个英国文化研究，叫管控危机，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问题——当时的英国媒体、政府都在制造一个危机，就是当街抢劫这个事情让大家觉得充满着危险。这种充满危险的状态实际上会让每个人仅仅去关注自己身边的事情，把自由的权利让渡给政府。
我们今天的处境也有点这个迹象，大家都希望掌控一切，追求平稳，不接受任何偶然性、不确定性。但是就像前面讲的，我们正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十年后会怎么样。
今天的技术变化日新月异，一些平台很快兴起，但可能马上衰落。前段时间出来的ChatGPT和VisionPro让互联网行业可能面临洗牌，未来的走向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当然，也有可能这些技术对世界没什么大的影响。
每个人都无法逃脱偶然，大家要以坦然的心态接受，不确定性变成了社会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要追求稳定性，追求把握一切，这本身就非常不现实。而且这种非常个人化的关注会忽略掉更大的图景——这个社会怎么样？社会会往什么地方发展？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每个人都在关注自己的蝇头小利，整个社会发展可能会出现很大的危机。在这种功利主义的前提之下，最被忽视的就是个体的激情，以及个体的创造性。
以前有一个访谈，里面讲到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天天做研究，乐在其中，有一回接受采访他说：“他们居然给我钱，让我做研究”，可以看出来他真的热爱自己的事业，因为即便没有钱，他也愿意去钻研。
人做一件事情，兴趣、热爱是最大的推动力。这是最确定的，人可以感受到内心的召唤，也是韦伯所讲的“calling”。我们从事自己喜欢的事情会感到幸福，感到一种心流的状态，这是给多少钱，都不一定愿意去交换的。
说到底，我们需要接受偶然性。行业都会有变化，现在学IT、学人工智能，就会一直很好吗？可能再过多少年，这个行业也不行了。甚至一些人们过去不太看好的专业，反而不太容易被新兴事物取代。
行业的变化，行业的冷与热，永远处在变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去追求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热爱的行业。
回到“要不要读新闻专业”这个问题，我们或许可以试着不把大学专业看得太严重，只要现在喜欢它，去学习它就行。也许未来还会找到比新闻专业更好的兴趣、更好的就业方向，而这个专业能为你从事其他行业提供一个好的条件，就够了。
收听刘海龙主讲《传播学100讲》
音频编辑：香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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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猫爷
封面图：《行骗天下JP》
大学读什么专业，才不会被AI替代
志愿填报，是件比高考本身还要烧脑的事。专业、院校、城市，这些都影响着考生未来几年甚至是一生的走向。而在如今这个文凭快速贬值的年代，学生们除了会和同龄人博弈，还要应对一个新对手——人工智能。
比如今年5月，GPT-4就被报道通过了公认难考的四大会计行业执业资格考试，平均得分85.1。这给正在学习的人带来了不小的焦虑，有人在相关报道下评论：“费心费力考注会，就要被替代了吗？”
这并非杞人忧天，计算机、翻译、法学……把这些专业对应的岗位外加AI为关键词来检索，就会看到很多职场人士都表达了被AI替代的担忧，有些甚至已遇到了因AI而转岗甚至是失业的问题。
那专业该怎么选才能避开AI的冲击？什么样的工作未来被AI替代的可能性小？
今年3月，高盛发布了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冲击的报告《ThePotentiallyLargeEffects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EconomicGrowth》，其中对39种工作活动中的13种评判为AI可以胜任。我们基于这个分析框架，对O*NET数据库里的900多种岗位下的近20000个任务进行了AI替代指数的评估计算。
结果发现，能被AI替代执行的任务占比超六成的工作，在所有非体力劳动岗位中的比例是31.1%，但其中AI能百分百胜任的工作，暂时还没有。
人工智能到底会怎样影响甚至重塑我们的工作？我们是该积极应对、主动拥抱？还是要采取蔑视策略、避免自乱阵脚？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当下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可能也还藏在过去。工业革命以来，技术是如何塑造职业的？这段历史或许能给当下遇到技术奇点的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电气、电脑……AI不是第一个让人类恐慌的新技术
今年5月2日，上万名好莱坞编剧举行了罢工抗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将矛头直指AI——提出了拒绝给AI草稿提供修改、拒绝在影视作品中加入AI生成的内容等要求。编剧们担心AI既抢走了编剧们的饭碗，同时还贬低“人类劳动的尊严和价值”。
虽然这是人类第一次因抵制AI而举行的罢工，但并不是人类第一次抵制新技术。两百多年的历次工业革命中，纺织机、蒸汽机、自动电话机……这些如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工具，刚出现时也曾引发过恐慌和激烈抵制。
1965年，当计算机开始被应用到办公室时，美国作家埃里克·霍弗在《纽约时报》上发文警告：“一群具有技能的美国人被剥夺了意义和价值。”这句表述和如今好莱坞编剧们的抗议AI的理由如出一辙。
而这背后的逻辑也很好理解。电灯让城市里的灯夫不再被需要、接线员因自动电话机而显得多余，“如果一件事会威胁一个人的生计，抵制它就再自然不过了。对多数城市居民来说，技能就是他们的资本，他们正因这些人力资本而得以养家糊口。”牛津大学研究员卡尔·B·弗雷在《技术陷阱》一书中写道。
但如果你要是觉得，新技术的出现只会短暂损害一小部分人，而受益者会更多，那也未必。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并未提高，甚至出现了倒退。根据经济历史学家查尔斯·H·范斯坦的研究，从1770年到1840年，英国工人的工资涨幅不仅没追上GDP，还显著落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由于恶劣的工厂工作条件、急速扩张的城市卫生条件过差，生活在工业城市的英国人，平均预期寿命反而出现了下降。与之对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财富增长，绝大部分都被工业家们拿走。直到1840年英国工业革命完成后，普通人才逐渐感受到技术变革带来的红利，但之前的“短暂”70年已足够横跨一个人的一生。
而且，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红利，也不会保证能平等分享给所有人。因提出“大象曲线”而出名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就指出，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有两次都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米拉诺维奇说：“在计算机时代，不平等的加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新技术极大奖励了那些具有更高技能的人，同时，随着中等收入的常规工作被碾碎，非技术型的劳动者向低薪服务型岗位转移，使得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而如今AI正有可能像计算机革命取代了部分蓝领工作一样，影响一些白领的岗位。
尽管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保证，随着AI带来大量的生产力资源，“可以推动人类社会更加平等”。但回溯过往的工业革命，技术的革新并不能保证这一点。让英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出现显著下降的，可能是技术之外的因素。卡尔·B·弗雷在《技术陷阱》一书中提到，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摧毁了富人们的财富，随后的福利国家的兴起也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分配调整。
6月20号，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在瞭望智库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针对可能会引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AI提醒道：“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人工智能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的不平等，带来更大的阶级鸿沟。”
技术一直在重塑我们的工作
今年5月，微软发布了2023年年度的工作趋势指数报告，重点调查了员工们对人工智能的看法。结果显示，有49%的受访者担心AI影响自己的岗位。
这种焦虑，很大程度上建立在AI会导致自己的岗位消失的基础上。高盛在3月发布的报告预测，在未来，欧美国家中会有约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会实现一定程度的AI自动化。
但实际上，技术的进步一直在重塑着我们的岗位需求。比如原本需要耗费大量劳动力的农业，因拖拉机这样的机器的出现而释放出了大量人力；而家电的发展，也将大量女性从无偿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得以步入职场。今天白领们所习以为常的办公室格子间，其发明历史也不足一个世纪。
技术除了会影响各行业吸纳的就业人数，对各种岗位本身也有着明显影响。
在1980年代之前，由于彩色底片技术并未普及，普通人想要获得彩色照片，必须依靠照相馆的着色师。这个职业主要就是负责给黑白照片上色。因为难度系数高、操作时间长，彩色照片的价格十分昂贵。但是随着彩色相片技术的到来以及数码相机的出现，彩色照片不再稀有，着色师这一工作岗位也迅速淡出了人们的记忆。但相机技术的迭代升级，也让原本单调的影楼摄影衍生出了更多的需求，后期修图师、旅行摄影师等新工作应运而生。
所以，与人们的直觉认知不同，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新工作，其实要比它所消灭的岗位要多得多。经济学家大卫·奥托等人在去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当前60%的工作岗位，其实在1940年时并不存在。
甚至即使是名字一致的岗位，在不同的时期，随着技术的发展，它所承担的任务也在变化。
比如秘书这个大家熟悉的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的个人电脑出现前，它的职责基本围绕打字机打字和材料归档。但随着电脑被应用于办公室，曾一度占据秘书大量工作时间的打字和归档类工作显著减少了。
与之相对的，是秘书工作从单独为某一人服务而转向辅助整个部门或组织。1970年，有七成的秘书只为一个人工作。1987年，一位秘书平均为5.3人提供支持，而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2.3名。
左图为196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张报纸上的秘书招聘启事，高频提到打字技能；右图为200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张报纸上的秘书招聘启事，对技能要求更多元。
如今，随着擅长语音转录、会议记录，甚至是协调工作日程的AI工具的出现，秘书岗位可能又要出现变化。
AI对工作的重塑，不会一蹴而就
1858年，一个叫汉密尔顿·史密斯的美国人在匹茨堡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洗衣机，随即引发了很多人的恐慌，担心女性会因此丢失一种谋生的手段。而《纽约时报》在随后的一篇文章抚慰大家无须担心新机器带来的影响：“洗衣机能减轻劳动、节省手工，使我们摆脱手洗带来的劳累和许多不愉快。但洗衣机不是用来取代，也不会取代单身年轻女性的工作的。”
事实证明，这篇文章的预测得很准确。实际上，在洗衣机出现后的足足50年，美国的洗衣女工数量都在不断上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洗衣效果不佳，甚至还会损伤衣服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它过于昂贵。直到20世纪20年代，最便宜的洗衣机价格降到一个普通人3周工资的时候，这种能每天都为人类节省大量家务时间的机器迅速出现在普通家庭里，而洗衣女工的数量也随之明显下降。
相似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各种新技术。技术的打磨、机制的配套、使用的成本，这些都让很多新技术无法立刻在职场中发挥被期待的威力。自动电话机的技术在1892年就已出现，但电话接线员这个职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要到1980年之后，新技术代替人工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如今看起来白领工作中无法离开的电脑，其实从个人电脑的出现到显著影响职场，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时间，而背后的最大影响因素，就是价格。
如今看起来会掀起滔天巨浪的人工智能，恐怕也要走一遍前辈们的路。ChatGPT是有史以来用户数量增长最快的消费级应用，但如今却被报道陷入了增长乏力的境遇。网站数据分析工具SimilarWeb的数据显示，这款聊天应用的环比增长率已从今年1月的131.6%降到了5月的2.8%。
6月初，摩根士丹利发布了一项大模型使用调查报告，显示不管是OpenAI的ChatGPT，还是谷歌的Bard，日常使用率都不足5%。很多人在尝鲜用过一两次后，就没再使用过。“刚开始和它聊天觉得好聪明，能像人一样说话，但真要工作了，我的活它目前做不来，不仅理解不到位，还会满嘴跑火车。”一位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从业者对澎湃新闻说。
因此，尽管现在AI浪潮来势汹汹、尽管它最终或许会重塑我们的工作，但在多数岗位里，这个过程并不会快到你读完4年书，就会完成。与其纠结选哪个专业不会被AI抢饭碗，我们更应该把握的是，打磨那些AI不太能补齐的能力。
那什么能力是AI至少短期内还替代不了的？我们通过对2017种工作活动进行了分析，总结下来就是除了要上手的活之外，AI目前最不擅长的就是要与人互动的环节，这既包括了日常的沟通和协调，也包括了管理工作。而AI最拿手的就是处理大量的信息和数据。
所以，哪怕是AI已经通过了会计类考试，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依然不是非常担心：“会计审计暂时还消失不了，会计审计大部分时间并不是在做决策，而是在做体力活，沟通协调调查等。”